科学发展观与新文化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科学发展观与新文化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研究"课题组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文化发展方面则提出："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观中解放出来，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①本文的目的是以科学发展观的一般原理为指导，根据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态势对文化发展作出的系列论述，结合我国当前文化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对新文化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对我们所理解的新文化观的主题、概念和逻辑关系进行探讨。
   

一、 整体性发展理念 —— 科学发展观与新文化观一以贯之的原则
   

新文化观与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关系？对此可有两方面的回答：第一，从局部与整体相区别这一领域划分的意义来看，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关注由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构成的"发展整体"，文化只是上述整体的一个局部领域，由此可以断言：新文化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第二，但是从各领域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相互联系、制约和统一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观则是科学发展观的表现，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和相通的，在一般原理的意义上共同承诺着一种"整体性发展理念"。现在的问题是，涉及文化这个局部领域的发展观如何可能承诺"整体性发展理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什么是"整体性发展理念"，它与领域划分意义上的"发展整体"和"发展局部领域"是什么关系。

我们注意到，在我们党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中，领域划分意义的"发展整体"与一般原理意义上的"整体性发展理念"分别代表着两类彼此相关但又不尽相同的表述：

1．关于发展整体的表述这类表述包括所谓"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四位一体发展"；包括关于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的"五个统筹"。正是根据这个领域划分意义上的"发展整体"概念，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被视为发展整体中的局部领域。显然，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整体"的表述体现了它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发展领域的全面性关注诉求。这种全面性关注诉求反映了当今世界关于发展问题的全新认识成果，体现了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总体进程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显示出与那种单打一式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重要区别。但必须看到，关注领域的多寡不同只刻画了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之间的"量"的区别，它还不足以说明两种发展观之间的"质"的差异。

2．关于整体性发展理念的表述这类表述涉及到"发展的内涵"（什么是发展）、"发展的目的"（为什么发展）以及"发展的方式"（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不会因个别发展领域的特殊性而有所改易的基本发展理念。关于这些问题的表述包括"发展才是硬道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以人为本"或"可持续发展"等等。必须看到，这类表述不仅涵盖了上述发展整体概念所具有的"量"的含义，还涵盖了由于基本发展理念上的根本区别而造成的发展观上的"质"的不同。这种整体性发展理念所依据的哲学预设包含着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辩证理解，它是对机械论理解的超越：

第一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预设表明，整体不仅包含相关诸要素，更依赖于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意义上，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就不仅在于前者比后者承认了更多的发展要素，更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关注对要素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把握。因此，说科学发展观是整体发展观，就是说它是关系发展观，强调各要素、各领域之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关系。为此，我们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四位一体发展整体"简单视为四大发展领域（或更多领域）的机械相加，视为不同发展领域或统筹领域可以各行其道。应当认识到，无论四大领域的发展还是五大统筹的任务都必须服务于科学发展观一再重申的那些整体性发展理念，即：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本质，把"以人为本"或"关注民生"当作发展的根本目的；着眼于"后代人的发展权利"，全面推进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式，等等。

第二是"部分规定整体，部分体现整体"。这一预设表明，任何部分都应从整体获得意义：作为整体之有机环节的部分一定会把整体的存在与发展要求内化在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之中，从而对整体产生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因此，局部发展领域在规划其发展战略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特殊性，还应充分关注我国发展的总体阶段性特征，关注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和最终的发展目的。离开了这些整体性发展理念，涉及局部领域的经济发展观、社会发展观或文化发展观等就不可能是"科学的"。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借用古人的说法告诫人们："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这里，"万世"或"全局"意识是"谋一时"或"谋一域"的重要前提。反过来说，一旦具备了这个大局观，局部领域的发展就会同时具有超越局部领域的整体性意义。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的分化和统一、领域的划分与整合、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各自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领域中哪个领域居于主导的支配地位，这些都是随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历史条件及其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变化的，具有历史的辩证性质。

充分认识"发展整体"与"整体性的发展理念"的区别联系及其所具有的历史辩证性，可以澄清对科学发展观的一些模糊认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多重磨难才确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但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少数论者就以为，既然经济只是四位一体发展整体中的一个局部领域，再强调"经济建设是第一要务"不就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关注诉求自相矛盾了吗？这种看法的方法论根源就是机械论的整体与部分意识。它只看到经济发展在领域划分意义上是一个局部领域，但却没有认识到，对我们这个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来说，经济建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体现了超越局部领域的整体性发展理念。不坚持这一点，其他许多问题的解决将失去根基，改革开放就会倒退。

充分认识"发展整体"和"整体性的发展理念"的区别联系及其所具有的历史辩证性，也为我们探讨新文化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毫无疑问，文化发展在领域划分意义上也是我国发展整体中的局部领域之一，但不能由此认为，文化的影响力只能是局部性的；文化发展战略因为根源于局部领域的特殊性，不需要或不可能承诺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整体性的发展理念。下面对新文化观的探讨表明，由于文化具有"通过塑造人的心灵而塑造整个人类世界"的本质特性，更由于当今实践中面临的各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因此它在功能上与科学发展观所承诺的整体性的发展理念就具有更加直接内在的关联。

二、 新文化观的理论构成及其三大主题
   

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在十六大以后明确提出的文化观之所以称为"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这种文化观承诺着"整体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表现；而以往的旧文化观，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与旧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相适应的。实际上，发展观与文化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往往就会有相应的什么样的文化观。二是在我们国内，从旧文化观到新文化观的过渡还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过程，前者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而后者的新就表现在它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为了全面地展示这种新文化观的理论构成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我们将其扼要概括为一个链接、两个视角和三大主题。

1．一个链接：文化观念与发展观念的链接

"新的文化发展观"这个名称是把文化与发展链接起来的产物。要理解这一种链接的意义，必须对文化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进行澄清。谈到"文化发展"，人们首先会想到它是指"文化自身领域的发展"。但什么是"文化自身领域"呢？这本身就是许多论者感到费解的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关于文化发展的谈论就将是概念混淆、思路不清的。

"文化"概念在学术史上有着难以计数的定义。①这些定义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狭义文化定义，旨在从领域划分的意义上区分"什么是文化"或"什么不是文化"，找到文化不同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其他领域的基本特征。基于这样的诉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管理体制会引入相应标准对文化行业进行区别。2004年，我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文化行业②分为（1）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文化艺术服务等四大类的"文化产业核心层"；（2）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和其他文化服务等三大类的"文化产业外围层"；（3）包括文化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这两大类的"相关文化产业层"。这9个大类之下又分为数以百计的次类，等等。透过外延性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狭义文化实际上是指诉诸观念的精神文化及其载体。

与上述狭义文化概念不同的是广义文化概念，它认为文化就是人化，是人改造包括自然社会及自身在内的对象世界的活动及其积极成果，标志着人对自然状态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凡人类活动（包括经济与政治等活动）莫不是文化活动；凡人类历史莫不是文化史。

显然，狭义文化定义要求明确文化在领域划分意义上的特殊含义，广义文化概念却要求我们超越领域划分的约定。这两种界定方式各有其成立的理由。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就需要全面地认识文化的本质性特征，即：文化是一种通过塑造人的心灵而影响整个人类世界的活动。所谓"塑造人的心灵"是说，狭义文化概念强调文化创造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其多样性产品形式来塑造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满足人们的精神娱乐需求，增进人们精神的和谐感、幸福感和认同感，等等。这就使文化活动与经济、政治等活动有所区别。然而，与这种狭义文化观念并无矛盾的是，广义文化概念凸显了文化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它把人自身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生产，并通过人而把人类世界当作文化产品来生产。正因为这样，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决非狭义的文化创造的自身领域所能局限，它渗透在一个地区人们的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中。惟其如此，文化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才获得了发展"软实力"、"支撑力"、"凝聚力"等命名，我们也因此可以说"人在文化中"和"文化在人的活动中"，从而可以从文化的观点来观察、理解和解释所有领域的人类活动。

一旦建立了这种全面的文化意识，"文化发展"概念便相应具有了以下含义：（1）它当然首先是指狭义文化自身领域的发展；（2）它同时要关注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发展；（3）以人的发展为中介，文化自身的发展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在明确了这些概念后，文化与发展的链接便自然蕴涵着以下两个观察视角。

2．两个视角：从文化看发展和从发展看文化

"从文化看发展"这一陈述中的"发展"，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经济、社会或政治领域在内的整体性发展。这个视角要求我们"不能就文化而论文化"，而应关注作为软实力因素的文化发展对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背景下，"从文化看发展"要求我们充分关注以下两大问题：

（1）对我们这个后发型和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向来不只是局部发展领域的事情，而是关乎我国长远的整体性的发展。为此，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要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在民众中蕴藏的那些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因素充分释放出来，不断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许多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是否彻底直接决定着其市场经济发展的顺利与否。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单一地以GDP增长为中心。把GDP增长当作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的旧发展观是短视的和片面的。为矫正这一偏差，科学发展观在对"什么是发展"的问题作出新回答的同时，又相继提出并回答了诸如"怎样（科学的）发展"与"为什么发展"等发展观上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全新的整体性发展理念，并要求使这些理念落实为经济社会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指标。必须看到，这种评价指标的基本内涵是"文化的"或"人文的"。它告诉我们，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在效率意义上要求确立一个完善的规则合理性系统，而且在发展内涵、发展方式和发展目的的评价上要求确立一个覆盖经济社会乃至人的发展的价值合理性系统。根据这个价值系统，判别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仅要看它在经济总量上提供了多少物质财富，更要看它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有利于人类未来的世代生存发展（这也是经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看它在物质财富分配和各种社会权利保障方面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看它在相关文化发展方面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的心灵和谐。显然，这一价值合理性系统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文化发展"或"人文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衡量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指标含义。联合国计划发展署《1992年人文发展报告》指出："人文发展……把关于发展的对话扩大为不仅仅关注手段（GDP），而且关注终极目的。……它从社会的终极目标获得启示。它使发展围绕着人的中心，而不是使人围绕着发展的中心。"（转引自丹增，第44页）

总之，"从文化看发展"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新文化观是我国以往发展观获得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文化发展决不仅仅是发展整体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领域，也不是发展整体中占有几分之一地位的领域。

相形之下，"从发展看文化"的视角要求我们从当今世界科技革命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交融的总体态势出发，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全面发展的整体性发展理念出发，从满足大众对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出发，充分认识狭义文化发展领域所面临的发展要求。根据这个要求，我们党在新世纪以来明确提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这项改革要求解决好文化产品的两种提供方式问题：一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做大做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另一种是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探索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全新的公益性发展方式，以人为本地建设全面覆盖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和软件网络。文化体制改革的这两大任务不是彼此对立的，它们体现着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目的与市场经济手段上的统一。此外，它们还体现了一个主旨，即文化自身的发展应当顺应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基本逻辑。

3．新文化观的三大主题

着眼于文化发展对我国全局发展的软实力效应，着眼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新的文化观当然就蕴涵着以下三大主题：

第一，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让文化软实力服务于发展的"硬道理"。第二，顺应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发展态势，顺应我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历史要求，改革相关文化体制，让文化生产也变成一种"硬实力"。第三，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关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为最大限度地落实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村和基层民众）的文化权利，改革相关文化体制，以全新方式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个主题进行扼要的说明。
   

三、 让文化软实力服务于发展的硬道理
   

天下至软者莫过于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至硬者莫过于经济发展成就。"软""硬"这两个感性词汇因此成为文化和经济的标志性符号。经济考察优先关注物质现象，具有明确的观察领域和直观的统计指标体系。有赖于这些指标，经济发展自然被视为"硬实力"，经济发展也通常被表述为"硬道理"。相形之下，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文化是一个充满渗透性和缺乏可衡量指标的"软"对象。渗透性使它显示出无所不在的跨领域性，缺乏可衡量指标意味着它的非直观性。由于这些特性，尽管人们一般地承认文化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软实力特性，但也经常感到它是一种在实践上做不实、在理论上说不清的东西。进而言之，人们很难找到使"文化软实力"区别为"文化软无力"的基本尺度。在实际工作中，过去一个时期中曾经存在的"抓经济一手硬，抓文化一手软"、"工交财贸议半天，农业讨论一支烟，文教卫体放一边"的现象，就是对上述"软""硬"区分的形象写照。

实际上，"软实力"与"硬实力"本来就是一对相互渗透、相互诠释的概念。①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的发展时代，一个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效应首先是通过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得到彰显的。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20年大体可以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而世纪之交以来，我国发达地区相继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

与这两个阶段相适应，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深化提升过程。在改革开放前一阶段，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把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当时语境下，该论断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合理地解读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硬道理。应该看到，即使在已接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今天，这一论断依然是有效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任何时候都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其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的推移，究竟该怎样深入地理解发展，以及涉及发展方式的"怎样发展"和涉及发展目标的"为什么发展"等问题，在世纪之交日益上升为关乎全局的问题。"怎样发展"在经济的意义上集中体现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市场经济秩序。而"怎样理解发展"及"怎样发展"问题的反省同时要求破除"发展只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只等于GDP增长"的简单思路，从而全面拓展和丰富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里，经济发展仍被确认为基础性的硬道理；"全面协调可持续"概括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一切领域的科学发展方式；"以人为本或人的全面发展"则集中体现了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发展目标。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和妥善解决的迫切问题。

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和完善过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情况下，我国文化发展担当怎样的使命呢？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这段话指明了旨在"塑造人的心灵"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长期任务，即要适应市场经济形成和走向成熟的内生性要求，在干部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特别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精神要素。"精神要素"是一个系统论术语，用经济伦理的术语来说，这些要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承诺。这些承诺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可以从西方经济伦理史的发展中获得一些启示。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体也经历了从形成到走向成熟这两大阶段。与此相适应，我们看到自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以后，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本伦理承诺的讨论大体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需要怎样的基本伦理承诺？其二，一个秩序良好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基本伦理承诺？

第一个问题是西方许多经济伦理和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主题。他们普遍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在结构和内生条件上与传统商品经济有很大不同，它要求与之匹配的基本伦理意识。在各种传统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要形成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匹配的经济伦理，必须经历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的观念"释放"过程。①"释放"就是要让那些在民间和传统中特别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观念因素解放出来。这些因素包括牟利动机、节制意识、艰苦工作、精打细算、敢想敢做，等等。②它们在哲学上也可以被概括为个体性意识、主体性意识和实用理性意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把人变成一个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的政治主体，一个自主地享有财产权、生产权、交换权和消费权的经济主体。

然而，现代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的基本伦理承诺在市场走向成熟时也显露出缺陷。由此，上述第二个问题，即"一个秩序良好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基本伦理承诺"，日益成为现代经济伦理探讨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如果说"释放"是现代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的观念主题，那么现在"约束"或"规范"则上升为另外一个主题。应该看到，市场中的权利交换内在地要求一个良好的、以信用为基础的交往环境。缺乏这种信用环境和商业规范时，一些地区的经济虽然可能通过不规范竞争在短时期内取得高速发展，但由于其交易成本（这是一个经济计算与伦理意识混成的概念）过高，最终会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巨大的阻碍。

应当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上述发展轨迹也得到了再现。以今天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走在前列"的浙江为例，改革开放前20年，它形成了一种体现为群体创业意识的"浙江精神"。其中，"想尽千方百计、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四千精神"，"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的"四千现象"，"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先生孩子后起名"的求实精神等等，所有这些说法生动地描绘了那里的民众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的群体创业意识。由于这些经济伦理因素的充分释放，浙江在20年的短暂时间中形成了公有制主导、民本多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新浙商"群体，创造了诸如"温州奇迹"或"义乌奇迹"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世纪之交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又基于全面自觉的自我诊断和反省，主动提出了"以个人为基础、企业为重点、政府为关键"的信用浙江建设要求，并因应我们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整体发展战略。随着这种"约束"和"规范"主题的出现，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呈现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的转变。

事实证明，一个地区是否能够根据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要求，在不断解放思想中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群体性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这是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得到顺利发展和持续具有活力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一个地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也是判别其思想解放是否彻底、其文化发展究竟是"软实力"还是"软无力"的基本尺度。让文化软实力服务于发展的硬道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首要和基本的主题。
   

四、 文化生产也是一种硬实力
   

新文化观要求关注的另外一大主题就是要改革相关文化体制，使我国文化生产也成为一种真正的"硬实力"。虽然文化就其渗透性特征而言常常被概括为软实力，但它并非注定与"硬"无缘。一旦文化成为可以用硬指标衡量、可以对GDP增长有所贡献的社会生产力，它就是名副其实的"硬实力"。新世纪以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对此有明确论述。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报告首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更是明确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改革文化体制、推进文化建设，既是我国新时期文化自身领域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与市场链接起来，这是对长期以来认为文化与经济无关、文化远离经济的传统文化观的重大挑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文化观往往片面强调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否认其商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而忽视其娱乐功能，片面强调文化生产的精英属性而忽视大众的文化消费权利。与此相适应的旧文化管理体制把国有事业单位当作文化产品的唯一提供主体。它削弱了文化生产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空间，导致我国文化生产效率低下，使文化的财政供养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并使我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地位。①应当看到，即使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代，上述旧文化观依然具有很大影响。

但改革相关文化体制、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这里有两个大背景：（1）当今世界正处于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变的交叉点上，"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2）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显示出强大的"外溢"效应，它要求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推广到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产品生产领域。

1．当今世界发展：文化与经济的交融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从当今世界发展态势来看，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思想界开始对延续数百年之久的、以传统工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第一次现代化"进行全面反省。在此基础上，"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诉求。由于一系列标志性著作的问世，第二次现代化获得了所谓"后工业化时代"、"第三次浪潮"、"数字化生存时代"等一系列名称。（参见贝尔；托夫勒；尼葛洛庞蒂）在与文化相关的意义上，第二次现代化体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十六大报告概括的"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正是这种相互交融使第二次现代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命名，即"知识经济"。而所谓"文化经济"则是知识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在其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瞓ased Economy）的年度报告中断言，由于当时其24个成员国在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0%，因此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①知识经济首先显示出"经济文化化"的特征。经济领域的研发过程、产品包装、品牌和广告设计、人性化营销和服务等已经广泛涉及到与狭义文化相关的"创意性"内容。与经济文化化形成共生互动的另一个趋势是"文化经济化"。②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原本远离市场的文化原创或生产活动全面进入市场领域。"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或"创意产业"等一系列说法应运而生。应该看到，无论"经济文化化"还是"文化经济化"都清晰地表达了一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有效的逻辑：文化产业的出现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

以上"交融"的发展态势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深深意识到，以"创意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化不仅是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应对外来文化挑战所应具备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是强化综合国力或综合竞争力的软资源。因此，许多国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化发展纳入其基本国策，而"创意性"或"创造性"成为这些国策的核心主题词。自上世纪90年代起，除美国之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着手正式出台旨在指导本国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文化政策。1993年，英国在经过3年准备、进行了60多次专项研讨之后率先出台《创意性的未来》（A Creative Future）的文件；③随后，澳大利亚联邦出台《创意性的民族》长篇文件。1998年，欧盟推出旨在建设"创意性的欧盟"的欧盟各国文化政策框架文件，这一框架成为数十个国家年度性文化政策文件的基本格式。与此同时，各种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方案和文化发展启动方案纷纷出台。④

2．当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外溢"效应

基于"文化与经济交融"态势而出现的大规模文化生产在国际上还是全新现象。由此反观当代中国，我们得出一个令人欣慰的估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短得多、起步晚得多，但我们对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对文化发展战略的关注，却与发达国家相去不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及其新文化观，不仅吸收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文明成果，更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内在逻辑要求。

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物质和精神上取得了双重成果，它们同时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改革相关文化体制的迫切要求。

从物质层面看，近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使我国人均GDP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不足100美元跃升到今天的1700多美元。东部发达地区已整体跨入3000美元、4000美元和5000美元以上。在这个背景下，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出现了一种质的跃升。相比之下，我国文化生产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填补这个迅速扩大的需求空间。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对健全的市场体系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经过探索，较快地使我国文化产业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从精神层面看，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也涉及到思想解放的问题。但由于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人们已经广泛经历了"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否天然等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观念讨论的洗礼，因而在面对"要不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否天然地等于文化堕落"这类问题时，思想解放的难度相对降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正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健康强大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也只能是在实践探索中而不是在争论和空谈中形成的。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就告诉我们，经济竞争是经济实力的体现。同样，文化竞争也是文化实力的体现。要使文化生产成为一种硬实力，关键在于要迅速推进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产业大国、从文化流传大国向文化市场流通大国的转变速度。

资源的提升和转换利用、市场流通的迅速和便利是提高一国经济发展实力的关键。在文化领域中也是如此。我国向来是文化资源大国，也是一个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古国。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和技术发展进程昭示我们，文化资源大国并不注定就是一个文化产业强国，一种优秀传统在今天能否长远流传日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强大的市场流通能力。"流通决定流传"几乎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铁律。要真正关注我国长远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真正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能够传之久远惠及子孙，就必须充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充分发展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第三，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与传统经济产品的区别在于确实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教化功能，还具有追求创造和卓越性的精品属性。缺乏意识形态关注和教化功能的文化生产可能导致思想混乱，缺乏精品属性意识的文化生产可能导致普遍的趣味低俗。正是这种特殊性才使关于"要不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争论变得复杂化。

但是应当看到，当人们尚在争论要不要让文化产品走向市场时，一个自发形成的、通常是缺乏规范的和秩序不太良好的文化市场在我国已广泛存在。正是这种状况使一些人对正在探索中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质疑往往显示出正当性。但问题的症结也恰恰在于，这些质疑虽然常常是正当的，但在总体上依然是片面的和近视的。其片面性表现在，它们因为看到现有文化市场的某些弊端，就要求马上退到"市场之外"，在尚未充分体验"市场灵验"的情况下就奢谈"市场失灵"；其近视则表现在，它们只看到"发展中的问题"，而看不到解决问题后的发展，看不到只有在经过挑战应战的过程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我国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安全才可以得到根本保障，大众的文化素质才可以得到普遍提高。

对解放文化生产力的质疑要求我们关注这样两点：首先，如果说解放文化生产力特别侧重于解放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而这同时意味着解放文化产品的娱乐属性，那么如何在新的条件下认识和解决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其次，如果说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要不要"市场经济和"怎样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市场经济曾经是两个先后出现的主题，那么对文化体制改革来说，"要不要"发展文化产业和"怎样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文化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同时出现的主题。

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和问题，我们都应当看到，我们党关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决策是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态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逻辑的。新文化观必须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五、以全新方式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新文化观要求关注的第三大主题是要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以全新方式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之服务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总目标。

公共文化服务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所领导的相关公共事业机构的责任。在计划经济时期，党和政府在文化方面似乎承担了"无限责任"，文化成为完全由事业单位生产和提供绝对公共品，包办文化成为政府职能"越位"的主要特征。在市场经济当中，少数地区的政府又在文化发展方面"放弃责任"，公共文化服务"不作为"成为政府"缺位"的主要特征。面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统筹协调发展的历史任务，如何以全新方式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考验当今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大问题。必须看到，"以全新方式"和"重构"构成了我国相关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关键主题词，它们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基于对"市场失灵"的认识而强调公共文化服务的必要性时，如何使这种服务方式不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这同时就意味着，怎样最大限度地借助"市场灵验"的手段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使之服务于全面发展的总目标？

1．充分认识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3月谈到浙江工作时强调指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把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好，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越是经济发展加快，越要把发展社会事业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转引自习近平）这个重要指示明确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协调一致的思想。而在社会事业中，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要充分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指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文化产业是提供文化产品、尊重民众文化消费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市场经济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出于文化公正的目的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因此，党和政府所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就必须承担起为人们提供公益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商品的二次再分配和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这一要求尤其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那就是：把所有人当作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来生产。显然，一个强大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生产有知识、有文化和高素质的人的重要方式。

应该看到，在我国市场经济崛起时期，国家有限的公共财政大多投入到与改善经济环境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上。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发达地区公共财政资源相对充裕，政府开始有余力改善过去在义务教育、公共培训、医疗卫生保障和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欠帐较多的局面。此外，由于过去发展的不平衡性，城市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公共文化、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也日趋明显。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单纯通过市场的自身发展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清偿历史旧帐、全面落实文化公正、缩小城乡差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一句话，对于服务于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总目标，乃是当务之急。

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含义和重点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通过考察我国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我们认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是由三大网络交织而成：第一是领域网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包括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文明素质的工作，又涵盖了传统"公共服务"所涉及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具体领域。第二是硬件网络。公共服务体系的硬件网络包括广播电视、光缆通讯和文化基础设施，它应当覆盖城市和乡村的所有地区。第三是社会阶层网络。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应当是城市基层居民、乡村居民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当生力军的地区外来人口（民工）。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网络的协同建设，我国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有益于文明城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才能真正起到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和认同感的目的；才能真正通过促进人们的心灵和谐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3．充分认识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新方式"

如果说文化产业的主体是市场中的那些经营个体或企业，那么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责任主体则是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如果说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惟有依靠市场，那么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合法性则首先是因为"市场失灵"。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应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模式，回到那种完全在市场之外、完全由政府包办的老路上去。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将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概括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这三句话，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这里，充分考虑市场经济的条件，充分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优势和发展手段，构成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新方式"。这种全新方式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服务的区别是清楚的，即：政府不再全部包办公共文化服务，但要起主导作用；发挥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所谓市场运作是说既要依靠市场又要超越市场，要依靠市场是因为能够承办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社会民间力量是在市场中形成的，要超越市场是因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像一般市场经营活动那样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一种社会公益性事业：它直接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钱为本，人是它的直接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要努力破除"公共的等于完全非市场的"这一陈旧意识，也要防止把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办成盈利性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共性"强调的是目的，即出于社会公平或文化公正的目的来落实所有社会阶层的相关权利，这是"政府主导"一语的核心含义；而从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来看，它不仅不应当排斥市场，反而应当在可能范围内利用市场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民间力量，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又提高服务效率。

我国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内容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在"积极加强公共文化事业的机构和队伍建设"方面，原有事业机构能够企业化的，就不要列为政府财政供养对象；能够引入企业化管理机制的，就不要因循原有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和办法。其次，在公共文化投入方面，能够吸引民间资金投入的，就不由政府单方面包办；再次，在许多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方面，能够引入民间企业经营管理的，就不由政府直接经营；最后，在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方面，能够由民间文化组织提供生产和服务的，就不要由政府全部承担。从这四条举措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对以往的文化行业进行了重新分类：应该并能够进入市场的，改变为文化企业；不应该或不能够进入市场的，则变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在这类事业中，社会民间力量愿意并能够举办的，就由社会民间力量举办。政府只举办必须由它来举办的部分。

总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也要尽量"退够进足"——"退够"才能"进足"。当然，把市场经济手段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全新事物。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不改变"公共性"这一宗旨，对此还需要进行更多的体制机制探索。这也是我们认为需要更多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六、结论：新文化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文化?发展"
   

以上我们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发展的关系扼要概述了新文化观的基本概念及其主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是承诺一种体现着价值合理性的观念形态，这种形态要求在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和活动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新文化观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文化?发展"。这一理念重新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根本观点：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和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的和内在的目的应当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为了一切人的发展"。用我们党新的领导集体的概括就是：发展依靠人，发展为了人。

"让文化的软实力服务于发展的硬道理"这一主题重点强调的就是"发展依靠人"的问题。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发展依靠人"首先表现在，应当促成和尊重广大民众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要求而形成的创业主体意识和权利主体意识。事实证明，一个现代市场的发达程度不仅取决于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一套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且也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可以实现上述主体意识的转变。事实还证明，如果不从发展主体的思想解放这个关键环节上解决问题，单凭一些超市场的手段去推动经济发展，虽然有可能营造一时的经济奇迹，但很难使经济按照其自身规律和内生要求可持续地发展。因此，促成这种转变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长期任务。

然而，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这样一种复杂性：一个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可以印证其思想观念解放的文化成就，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解放并不就是文化发展的全部任务。在这里，"发展为了人"的问题必然鲜明地凸显出来。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为了人"集中表达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为了一切人的发展"。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文化自身的发展显示出重要的意义。

"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有多重含义，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这样一个原则，即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且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因为人的幸福感、和谐感和满意度是精神性的东西，它们在基础的层面上取决于物质产品是否丰富，但在人的本质特性上更取决于物质产品的品质尤其是文化品质是否得到提高、环境质量是否得到改善、直接服务于人的趣味和娱乐需求的产品是否丰富等等。在此背景下，如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或人性化含量，提高全社会健康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就直接是一个关联于"发展为了人"的全局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破除一种观念，即认为物质生产力发展了，GDP水平提高了，文化也就自然发展了。这种单纯用物质发展成果来印证文化发展成就的观念依然是旧的发展观的表现，它在我国一些地区普遍存在。事实上，如果缺乏文化自身发展的意识，认为文化发展只是物质经济发展的附属品，那么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依然可能是文化沙漠，人们在物质生活充裕的同时依然会感到精神生活的匮乏和空虚。

"为了一切人的发展"更要求把"发展为了人"落实到出于公平公正目的的公共分配和服务领域。 在文化领域，它要求国家和政府必须充分尊重所有阶层 —— 尤其是弱势群体 —— 的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以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提供到位的、细节的服务。

总之，文化建设是直指人的心灵的。只有全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心灵和谐才是社会和谐的终极指标和保障，这就是"人?文化?发展"这个新文化观核心理念的基本要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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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提供强大力量》。

张晓明 等主编，2004年：《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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